第5章 澳大利亚传奇

“1940年的英国和1840年的英国有什么共同之处?你和母亲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照片里的五岁孩子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没有,只是你碰巧和他是同一个人。”

——乔治·奥威尔[3]《英格兰,你的英格兰》

从墨尔本向西北,驱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澳大利亚唯一一座由中国移民建立的城镇。1857年,一群华人从广东出发,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向本迪戈[4]和巴拉腊特[5]已经声名远播的金矿进发。走最后一段路程时,他们发现了一座金矿,悄悄地开采起来。于是又一座金矿被人发现。这个消息不胫而走,阿拉腊特镇迅速崛起。

一个半世纪后,这些人当初挖掘的“中国人的洞”成了引人注目的“金山”——华人文化遗产中心所在地。这座两层石砌建筑巍然耸立在小山坡上,镶嵌着来自台山地区的五万六千块金色釉面瓷砖,俯瞰西部高速公路。

我和四岁的儿子开车来过这里。他是个华裔澳大利亚人。到达停车场时,他坐在后排座上一边呻吟一边说,吃了一整包果冻,肚子痛。我对他的苦楚自然满怀同情。我在幅员辽阔的澳大利亚长大,经常被“抓差”跑长途,追寻家族历史。父亲和祖父坐在旅行车或者四轮驱动越野车的乘客座位上,讲我们家六代人在昆士兰州达令唐斯[6]肥沃的黑土上辛勤耕耘的故事。忠实的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他们讲的故事都来自拉塞尔·沃德[7]的《澳大利亚传奇》。这本书记录了从游牧者到澳新军团、从澳洲航空公司飞行员到兰卡斯特轰炸机领航员的故事。在穿越澳大利亚丛林的公路上,拉塞尔·沃德笔下的故事就这样一代代流传。家族的传说也许不如历史书可靠,但对孩子们的想象力却有更大的影响力。

家里人最爱听的是约翰·瓦茨的故事。他是唐斯第一批欧洲殖民者之一,1840年在这儿参加了一次选举,1860年成为唐斯第一个议会议员。约翰·瓦茨贵为当地议员的时候,创造出“爸爸和戴夫”等人物的作家斯蒂尔·拉德[8]出生在这个选区。瓦茨记录了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家族而言,那是珍贵的传家宝。它讲述了欧洲人在一片荒野殖民的故事。现在,我父亲在那儿建了一幢房子,退休后居住在那里。孙子孙女去看望他时,有足够的房间供他们玩耍。

我在阿拉腊特追寻一个起源不同的故事。我和儿子之所以到这里,是因为这座小镇位于从澳大利亚南部海滨小镇罗博到金矿之间的五百千米的漫漫长路之上。19世纪50年代末,维多利亚殖民政府征收人头税,禁止中国移民在维多利亚港口上岸。此后,大约一万七千名华人走上了这条道路。一个个华人家庭和社区团体沿着灼热的道路艰难跋涉。道路两旁,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茅草飒飒作响。近年来,“罗博之路”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华裔群体的一个象征,是他们在历史上被迫害排斥、但直到今天依然坚忍不拔的象征。

儿子的华人血统来自我的妻子。我们在金山追寻的家族史不是那些为了过上好日子而孤注一掷、徒步到阿拉腊特的华人移民史,而是那些被迫踏上漫漫长途的人和他们后代的故事。这次旅行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的儿子和女儿的曾曾曾祖父不希望他们这样的人成为他曾经建设过的那个国家的一部分。

19世纪40年代,就在约翰·瓦茨在昆士兰放羊的时候,查尔斯·南特离开南澳大利亚,一路南下,希望在维多利亚开始新的生活。南特过着澳大利亚拓荒者的生活。作为南澳大利亚第一支船队“非洲号”十九岁的成员,他和另外五个人在袋鼠岛上岸,误以为那将是他们永久的殖民地。结果在没有食物和水的蛮荒之地迷失方向长达十天。两位同伴不幸身亡,南特精疲力竭,无法继续前行,留在海豹湾的海滩上等死。对于我们这个家族来说,幸运的是,一天后他得救了。因为幸存的两个队员找到了正在搜寻他们的船。船长立刻掉转船头回到那片海滩救起了他。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正是查尔斯·南特离开南澳大利亚之后所做的事情把我们带到了阿拉腊特。南特搬到吉朗[9]之后,不但事业有成,还在地方议会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当地反华委员会的成员。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华团体在黄金矿区随处可见。他们成立的目的是煽动反对华人社区的情绪,游说殖民地政府把他们赶出去。

1857年7月30日的《百眼巨人》报道说,在一次公众集会之后,南特的委员会向维多利亚议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警告说:“华人的到来使得这个殖民地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繁荣充满极大的危险。”请愿书要求议会“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遏止华人在维多利亚的增长”,“通过对试图踏上这块土地的华人征收人头税,迫使他们滚回自己的国家。”结果,正是由于查尔斯·南特之流的游说,才有了“罗博之路”。

南特的看法在那个时代颇为典型。他认为新来的华人带着的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与殖民地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水火不容。四十年后,这种看法促成了殖民地联邦的建立,并被埃德蒙·巴顿[10]称之为联邦议会讨论的第一个“重要政策”具体化——即《1901年移民限制法案》的出台。该法案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白澳政策。

这种想法不仅改变了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而且创造了一个神话的基础——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白人团结在一起。就像蜡染木偶皮影戏,从南方群岛一直延伸到北部地区,澳大利亚人逐渐显露出与旧世界分离的特征——平等主义、玩世不恭、适应能力和伙伴情谊。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对比鲜明的“他者”来界定。

被“模式化”为卑躬屈膝、身体羸弱、道德败坏的华人成了他们眼里的“黄祸”,成了一种威胁。另一种威胁则是,开国元勋们需要认清自己是谁。各种派别的殖民地政治家、工会运动和民族主义丛林诗人都赞同1887年《公报》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观点:“没有黑人,没有中国人,没有印度人,没有肯纳卡人[11],没有廉价的有色劳动力的‘供应商’,这就是澳大利亚。”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头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被明确地定义为与亚洲邻国各民族全然不同。

这是我祖先的澳大利亚,不是我们家今天的澳大利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个面貌不同的国家开始出现。这个国家会让身为开国元勋的国父们感到震惊。移民制度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吸收移民的规模、性质和成分。

由于我们制定了“需求驱动的技术移民计划”,又处于澳大利亚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来澳大利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们还看到学生、短期工作者、度假者和持有技术签证者等临时移民数量激增。他们当中许多人来澳大利亚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临时签证转换成永久居民签证。因此,到2018年,澳大利亚人口的29%(七百三十万)是海外出生的人。这是自19世纪以来的最高比例。

这些变化加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新增人口的结构。唐纳德·霍恩[12]1964年撰写《幸运的国家》时,我们国家只有0.14%的人口出生在中国。印度的比例略低,为0.12%。20世纪80年代末,白澳政策正式废除十年之后,父亲带我去昆士兰旅行,当时只有不到3%的澳大利亚人声称自己是亚洲人。我和儿子开车去阿拉腊特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3%以上:大约三百一十三万。这与我们的开国元勋、第二任总理阿尔弗雷德·迪肯[13]所想象的澳大利亚大相径庭。迪肯曾预言,到21世纪,澳大利亚的居民中将不再有“黑人甚至是深肤色的人”。

身为总理,约翰·霍华德不太可能对移民制度发起改革,从而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破坏了我们在实质性或象征性层面处理其后果的能力。在霍华德执政期间,他颇为娴熟地应对了在移民和国家认同[14]问题上掀起的文化战争,表明澳大利亚一代政客已经“涉险过关”。他们不但对已然出现的挑战做出回应,同时刻意避免了就“人口变化对我们国家意味着什么?”而展开的辩论。

结果,国民的想象滞后于现实。霍恩在《幸运的国家》——表现澳大利亚国民想象力最有名的杰作之一——的序言中解释说,他写这本书的动力就是捕捉国家当时的现实。因为“将来,人们可能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早期,亚洲各地的人们还没有涉足澳大利亚的时候,这块辽阔的大陆是个什么样子”。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鉴于“亚洲各地的人们已经涉足澳大利亚”,这块土地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个世纪以来,以实现“白澳”为目标的努力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在霍华德政府执政初期,我们国家的移民制度改革还没有真正落实之前,战后澳大利亚第一任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就提出一个颇具挑衅性的问题:澳大利亚是一个亚洲国家吗?他认为,白澳政策之后,按照领导人对于新国家的愿景,澳大利亚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蜜色社会”:既受益于“威斯敏斯特”遗留的制度优势,又受益于“亚洲维度”赋予我们的独立身份。这种“维度”通过政治、种族、文化和家庭关系,将人民和这一地区联系到一起。菲茨杰拉德的“蜜色社会”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凯恩·柯林斯称之为长期存在的传统的“回声”。这种传统有望替代白澳政策,而白澳政策主导了诸如我的祖先那一代人的思想意识。

尽管这个年轻国家的大多数白人认为,亚洲移民的增长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在一部分人看来,这是未来发展的潜力。这种潜力表现在,移民制度取消种族限制,就可以使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与地理位置相对应。阅读柯林斯选编的反对白澳政策的文章,我被殖民地反华情绪高涨时《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15]描述的情景所震撼。作者认为,欧洲人和华人在黄金矿区的融合将创造一个“金色的澳大利亚”。在我看来,这些文章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它具有影响力——它没有影响力——而是因为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一种对即将到来的历史变迁的有力表达。

移民制度在过去二十年里的演变,让澳大利亚的“金色”未来触手可及。不是通过19世纪困扰生物决定论者的种族杂交的荒谬理论,而是通过菲茨杰拉德的国家与社会的政治愿景,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正如诺埃尔·皮尔森[16]在2018年“洛维嘉·奥·多诺休讲演”[17]中所说的那样,把“澳大利亚的三个部分:原住民文化遗产、英国制度和多元文化移民融合在一起”。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几乎是偶然的、也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计划或政治辩论,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一个集稳定的威斯敏斯特制度、开放的经济、自由的社会和年轻充满活力的多样化人口于一身的国家。澳大利亚新的人口结构将我们与全球经济中心和这个时代主要地缘战略竞争的场所直接联系起来。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寻梦的地方。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既没有东方又没有西方旧世界文化、政治和经济压迫的国家。

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国家建设中,亚裔澳大利亚人被排斥在外,留下了心理“后遗症”,导致澳大利亚经济停滞不前。尽管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国家之一,但以移民成果而论,以社会对多样性的态度衡量,有色人种在澳大利亚仍然受到歧视;尽管地方社区出现新气象,但在民族意识或国家制度中,有色人种仍然不曾享有平等的地位;尽管在商业、艺术、科学和体育领域他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在这些机构的领导岗位上,“竹天花板”让有色人种的比例严重偏低;尽管我们的民族精神、道德思想都崇尚平等主义和机会均等,但当有色人种试图通过谈论与国家身份相关的话题来塑造自己作为澳大利亚人的意义时,媒体和政界的反应就像主人被来家里做客的人侮辱了一样。毋庸讳言,多元文化主义在当代澳大利亚行之有效,但是如果要求人们把一个亚裔澳大利亚人(或者一个穆斯林澳大利亚人或者一个非洲裔澳大利亚人)作为国家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体,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尽管公众仍然强烈支持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但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民族主义意识不断增强的全球背景下,移民改变了澳大利亚主要城市的面貌,但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在我们国家造成了危险的人口分化。由于给所有人平等工作机会的经济模式不复存在,人们在物质需求上忧心忡忡,担心社会地位不保的少数族裔被文化焦虑困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衰落,凡此种种使得一场区域性的集中反弹正在酝酿之中。

为了充分发挥新澳大利亚的潜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必须把移民作为影响国家建设的要素重新思考;必须在管理移民时始终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对移民政策进行更具战略意义的思考,以理解它在过去为什么奏效、在未来又需要做怎样的改变。我们必须通过制度,打破阻碍亚裔澳大利亚人得以升迁的“竹天花板”。同时,保持公众对这些变化的支持,确保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国家里,没有人在经济上或社会上落后——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

最重要的是,必须改变对“身为澳大利亚人意味着什么”的看法。过去,澳大利亚人的身份把太多的人排除在外,也让许多人与之无缘。它没有让我们因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没有让我们觉得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事情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国家象征越来越多地被那些想要分裂而不是渴望团结的人所利用。

作为澳大利亚人,拥有共同的命运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作为公民,分享彼此的利益和义务,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是我们一起做的每一件事情——民主、平等和所有的共同努力的基础。如果想保留这些东西,就不得不寄希望于新的澳大利亚身份,把人们聚集在“金色国度”。现在我们的社会群体已经生活在“金色国度”。推动澳大利亚与时代同步,已经迫在眉睫。

这些都是我作为国会议员和为人之父者所思考的问题。那时我正坐在阿拉腊特金山中国文化中心的电影室里。儿子在我腿上扭动着,不停地呻吟。昏暗的房间里,大概还有十几个人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一段必不可少的、表示欢迎的视频照亮了他们的脸。这段视频通过讲述淘金热时代一个华人移民前往阿拉腊特的故事,向游客介绍这个中心。黑暗中,我看到至少另外三个家庭的轮廓。父母用夹杂着普通话的粤语低声交谈,而他们的孩子扭动着,用带澳式英语口音的英文回答。这几个家庭与我和儿子一样正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试图将从前的“白澳”和今天正在崛起的“金色国度”融合在一起,一如我们国家正在走着的道路。

孩提时代,我就在与家人的自驾游中爱上了澳大利亚。我喜欢朝霞映照的丛林中鸟儿的鸣啭;喜欢熊熊燃烧的篝火中桉树枝噼里啪啦的响声;喜欢脚趾间宿营地泥土绵软的感觉;喜欢灰白色苏打面包[18]上黏稠的糖浆;喜欢在酒吧柜台上用餐时遇到的沉默寡言却神气活现、全无矫揉造作的食客;喜欢人们在严酷、孤独、冷漠的自然环境中保持下来的坚忍不拔和足智多谋;喜欢小镇里纺纱工人的“怪癖”——星期天早上和两条狗、一只猫一起,准时收听迈加主持的“走遍澳大利亚”[19];喜欢丛林诗人的偏狭和OZ摇滚乐队(澳大利亚摇滚乐队)的玩世不恭。

最重要的是,我爱上了澳大利亚的思想观念。在这里,你可以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在这里,人们的头衔或者出身对于你如何看待他们并不重要。这是一个摆脱了旧世界陈规陋习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互相照顾,给别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这里,你可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笑一笑、摇一摇头,因为他们没能看到生活这么美好。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当我看到这个新国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被一些人拒绝时,这种简单的爱就变得复杂起来。我看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异化,被持续不断地不公正地对待,而我自己的家族对此也负有直接责任。我看到在这个国家,妇女和有色人种经常被排斥在平等主义的实践之外。当我试着用孩子们的眼光看待澳大利亚时,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他们对澳大利亚的体验与我的感觉将有天壤之别。

我仍然相信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但我也认为它可以变得更好。我希望我的儿子和女儿,以及这个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亚裔澳大利亚人,能够像我一样热爱这个国家。澳大利亚不应该只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他们应该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过去、未来的一部分——具有这个国家的身份。